我国体育场馆的现状是“体育场馆数量严重不足与长期闲置并存”，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中国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只有西方发达国家的1/15，而另一方面，许多大型体育场馆长期闲置。鸟巢投资35亿奥运后空置，1年维护费近2亿。

大型体育场馆的运营，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

2014年《中国体育产业蓝皮书》中说，我国体育场馆的现状是“体育场馆数量严重不足与长期闲置并存”，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中国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只有西方发达国家的1/15，而另一方面，许多大型体育场馆长期闲置。

“严重不足”与“长期闲置”，这看起来严重相悖的结论，与近年来风风火火的大规模体育场馆建设热潮，实在无法相提并论。“长期闲置”，似乎体育建筑基础设施已“产能过剩”，而老百姓却又切身感受到“健身场地稀缺”。

很多媒体和老百姓也常常认为，大众健身场地不足的罪魁祸首，就是大型体育场馆利用率不高。

2013年国家体育总局等八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强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改革创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意见》，其中规定，中央财政将设立体育场馆公共服务专项补助资金，地方财政也要安排相应资金，支持大型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大家似乎看到了希望：“这事儿不就解决了？”

国内权威的体育场馆运营、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林显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透露了悲观的态度：

“倡导大型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国大型体育场馆普遍存在的运营问题，不可能以场地用作全民健身的方式来解决，老百姓健身场地不足的问题也不可能靠开放大型体育场馆来解决。”

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我国大部分场馆的兴建，是为了举办大型体育竞技赛事，本来没太考虑大众健身的需求。因此，这些大型场馆往往是满足大型田径赛需求的标准体育场，而不是针对某一单项体育运动的场馆，更不具备多样性的运动健身的条件。

2013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现有的大型体育场馆中，标准体育场（满足大型田径赛事的条件，但并非某类运动的场地，也不具备多样性运动健身的条件）占据体育场馆总数的63%，而标准体育场馆中，每周吸引超过500人次健身的仅占53.2%。

其次，大规模的体育建筑，除了在兴建之初耗费大量资金人力投入之外，在未来漫长的使用周期中，维护运营成本的消耗更加惊人。大众健身所能带来的场馆收益，真是“杯水车薪”。“鸟巢”的运营方，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爱庆在采访中提到：“一年什么都不干，只要一开门，就要小1个亿，水电气热、维护，加上固定资产折旧等费用，一年的支出就要1.9亿多元”。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大型国有体育场馆中，对外开放的仅仅占到35%，这就意味着花费纳税人大量资源的体育场馆中，绝大部分普通人是无法享用的。难道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就没什么好办法利用起来么？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可供学习呢？著名体育学者、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易剑东，2012年～2013年曾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考察了一年。

“我离开纽约时，这座城市正准备上马几个大型体育场馆工程，纽约的大型体育场馆资源本来就很丰富，但仍旧不能满足需求。我曾详细了解了美国大型体育场馆的经营收益来源，包括场馆冠名权、赛事门票收入和赛事电视转播权收入。美国的一些大型体育场馆的冠名费一年能达到1亿美元，举办体育比赛的年入场人次达到5000万至7000万人，还可以从总额动辄为数十亿美元的职业赛事电视转播权中分成，这些巨大的收入来源，是中国大型体育场馆不可想象的。”

保证美国大型体育场馆盈利的关键，是发达的职业体育赛事体系和体育产业，这也是西方国家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的通行模式。

“在欧美国家，体育产业占GDP的比重大约在2%～3%”，易剑东介绍说：“在美国，体育产业是第七大支柱产业，每年的产值是汽车产业的两倍。”但目前中国体育产业占GDP比重只有0.55%（2010年数字），且7成以上是由体育用品制造业贡献的。中国体育主管部门的工作重心是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又以奥运战略和全运战略为重中之重，体育主管部门所掌握的体育产业核心资源，自然首先要为这两个战略服务，这种状况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本质上的转变。

大型体育场馆的运营，主要依靠成熟的职业体育赛事体系和发达的体育产业来支撑，目前在中国，无论是职业赛事体系还是体育产业，都十分稚嫩。成熟的体育产业需要时间，这显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以中国最热闹的“中超”为例，深入看看体育产业与体育场馆之间的关系：

英超联赛，使用的是足球场，场地与座席贴邻，球员与观众之间近距离互动；

中超联赛，使用的是中国遍地开花的大型标准田径赛场，观众与比赛场地之间被长长的跑道分割。这些球场在建造之初大多是为了各方面体育队，或者是承办省运会、全运会等综合赛事才兴建的。

根据2015年的数据，中国目前仅有5座足球场，集中分布在上海、成都等地，尽管近年球市火爆，中国的足球俱乐部在国际转会市场一掷千金，但中国大多俱乐部仍然都在使用标准体育场，而并非足球场。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中超赛场上，像上图显示的座无虚席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大多数情况下上座率并不高。根据“世界足球网”2015年的数据，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场均上座人数为22580人。而我国大型体育场动辄五六万人的容量，确实太过浪费。

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2015年中超联赛共有16支球队，实行主客场制。每支球队要踢38场比赛，赛季有30轮比赛，共计240场。这240场球赛最具观众规模的赛事，其实还填不满一个大型场馆一年的运营时间，而我们的体育场规模在45000人以上的，仅互联网上不完全统计，就已接近40个。

2013年国家体育总局等八部门出台《关于加强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改革创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提出要求，今后将严格控制地方以举办大型赛会的名义新建大型体育场馆的行为。

规模、规模、规模！大型体育场馆的诞生，自有其背后复杂的组织结构的内因，改变现状也并非朝夕之功。但目前，我们至少可以从“规模”这一个较为简单和清晰的角度，来判断一个新建体育场馆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体育场馆赛后的改造再利用、为运营提供基础条件，规模几乎成为无法回避的因素，直接决定了赛后漫长的建筑生命周期中，场馆是否具有灵活调整的能力，是否能以最少的初期投入，为未来的长期运营提供一个先决条件和优势；

让我们以“鸟巢”为例，深入看看规模对运营的影响吧。

“鸟巢”总建筑面积达到25.8万平米，总投资高达35亿元，固定坐席8万个。为了它的设计和施工，可以说是倾国家之力，被称为奥运中的头号工程，是08奥运会最引人注目的标志性建筑。鸟巢天马行空的造型和结构的确让人眼前一亮，但对这个建筑的争议，却从未间断。日本的著名建筑师川口卫先生认为：“鸟巢的结构相当于生物进化过程中的恐龙，巨大体量支撑的不过是自己本身的重量，成为非常没有效率的构造物。”

更令人遗憾的是，当奥运会结束之后，鸟巢等奥运场馆都在为自身的生存苦苦挣扎，并非民众不想利用，只是使用维护的成本太高，一用就亏本，自然这些场馆也就只能空置了。

《“鸟巢”的遗憾：国家体育场PPP项目融资模式案例分析》一文，以非常详实的数据，罕见地为我们细致地描绘出，设计方、政府方与运营方的争议和矛盾，同时，也生动地向我们展现了设计“贪大”和“追求形式的冲击力”对后期运营可能产生的“绑架”：

“在设计上，项目公司（运营方）被要求必须使用该设计（鸟巢方案）。这导致项目公司（运营方）在与设计联合体谈判时的弱势地位，同时也导致了设计上对体育场赛后商业运营考虑的不足。……限制了项目公司对体育场商业化和高效率使用的最大化。”

“奥运项目法人（运营方）招标在理论上应该是带设计的，因为设计直接关系到未来项目的运营。面对一个设计不合理的场馆，再好的运营也回天无术。……然而，国际体育场项目先行招标选定概念设计方案，即“鸟巢”方案，由于“鸟巢”方案估算造价大大高于资格预审和意向征集文件原30亿的投资估算，且将来维护成本高，造成最终只有3个联合体正式递交了投标文件参加评审”

“国家体育场设计、建造的理念和主题将使之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大型体育和演出设施，……尽管如此，国家体育场的最大竞争者，即工人体育场的投资已经收回，将一直具有低运营成本和低收费优势。”

“国家体育场的市场还是很小。只有政府和私营企业的非营利性大型活动才更有可能在国家体育场举办。而且，由于可闭合顶盖设计的取消，国家体育场的品牌度和独一性大为降低，之前预计的全天候商演无法实现。根据预测，每年可能只有16个大型活动。”

“国家体育场项目的投融资只考虑到了有利于建设速度性和对奥运会的服务性而对赛后的运营未作出合理的规划以及相应的风险控制，最终导致赛后运营的重大失误，不得不说这是鸟巢的一大憾事。”

鸟巢的运营困境，在2012奥运主场馆“伦敦碗”建成后，就更加令人感到尴尬。“伦敦碗”对资源的高效利用是属于重量级的，比其它体育场减用了75%的钢材。其所使用的低碳混凝土来源于工业废料，较一般水泥含碳量低了40%。在奥运结束后“伦敦碗”拆除5.5万个临时座位，仅留下田径场和底层的2.5万个座位。2016年英超联赛西汉姆联队承租“伦敦碗”为主场，租期99年。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季元振教授撰文《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小议"鸟巢"与"伦敦碗"》，专门将两个建筑的设计理念进行了对比：

“伦敦碗”主设计师本·维克里有着精辟的看法，他说：“中英两国的设计哲学很不相同，‘伦敦碗’将缩小2/3，我们一点都不沮丧，反而很兴奋。……伦敦碗是比鸟巢更聪明的建筑。……伦敦碗不是那种以壮观的外形取胜的体育场。”

伦敦碗的简陋造型，似乎还不及我国省级体育中心的气派，立面上唯一起到装饰的织物带，直到开幕前最后一天，还在争论要不要花钱挂上去。

为什么我们的体育场馆建设，总是“贪大”、“单一”、而又“经营不善”？季元振先生的文章，难能可贵地，深入地挖掘了这背后的深层次的文化心态：

很多人以为，经济上的入不敷出，是经营问题，从建筑设计角度来看，“鸟巢”的形象还是很漂亮的，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这就是建筑艺术的创新。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设计得到了世界各国建筑界的诸多批评。这是为什么呢？许多人想不明白。现在“伦敦碗”建成了，真相已经大白！

英国人设计建筑，是把建筑作为伦敦经济发展的一个部分去设计的，他们思考问题是从历史的角度，是从伦敦的未来出发的。他们认为一切“虚名”都毫无意义。他们不以建筑的雄伟和壮观为美，他们不认为建筑是“面子”。他们把巧妙地解决问题的能力看得最为重要，他们认为这就是建筑师的“聪明之处”，这种“聪明”也就是建筑师的“艺术”，这种“艺术”反映在他掌控功能、空间、技术、经济和形式的综合素质上。

中国体育场馆的运营困境，源于长期以来中国体育产业的积贫积弱，以及在场馆建设缺乏真正科学理性的综合策划和可行性研究，场馆与真正的使用需求脱节，与城市生活、产业发展脱节。体育场馆建设最求“标志性”的虚荣心态，导致规模攀比、外观造型凌驾于功能之上，忽略实际用途和使用者的感受，才造成了如今的困境。

长久以来的体育场馆建设经验，需要被重新审视和质疑。在经济新常态下，设计理念将面临全面的更新。有市场需求针对性“小规模”的场馆、更适应灵活可变的赛后利用和改造、更强的开放性，或许才是未来的体育场馆应该有的特征。

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办好北京冬奥会作出重要指示：“要充分考虑赛事需求和赛后利用，努力打造场馆建设精品工程，不搞重复建设，力戒奢华浪费。”

真的要落实这一句简单的要求，体育场馆建设者与设计者，要做出怎样的思维更新和工作方式的转变？又有多少全新领域的基本状况和知识经验（城市、产业、投资、市场……）需要被潜心研究和领悟？在政府、社会投资、体育产业、设计行业等多方的组织分工中，又有多少新的协作模式需要重新构建？

在即将启动2022年北京冬奥会场馆建设之际，回首2008年奥运会后的体育场馆建设的经验教训，我们将站在新的历史契机之中——虚荣盲目与科学理性、思维惯性与破局履新，是否有勇气与能力去做出选择？